霍尔丹与中国，兼及李景均和印度
►霍尔丹在伦敦大学学院授课，1950年
（照片来源The Program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导言：
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他出身名门，却鄙视阶级社会赋予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特权；他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拥护者，却毫不留情地批判极权制度；他从伊顿、牛津、剑桥一路攀升到皇家学会的高台，晚年却自愿放逐到物质条件匮乏的前殖民地并选择印度国籍；他在孩童时代就被父亲带进实验室体验科学生活，在牛津本科却主修古典人文，后来又成为将数学引入生命科学的先驱之一；他是孟德尔学说的忠实拥趸，却对“选择”这一达尔文的天条情有独钟，开创了群体遗传学与综合演化论的崭新方向；他在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却终身关注社会、文化和伦理问题，同时又是一名高产的科普作者；他的某些思想和作品早已被介绍到中国，但是至今鲜见有关其生平与贡献的介绍文字。
本文作者的长文《霍尔丹与<代达罗斯>》首次以中文对霍尔丹的生平、贡献及社会影响作了介绍，其中最后一节专论霍尔丹与中国的关系，也涉及到建国初期科学界发生的李景均出走事件以及霍尔丹对人类文明历程的看法。
撰文 | 刘钝（《科学春秋》主编，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责编 | 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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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声明，本文将不考虑遗传学教科书、生物学史书籍以及工具书一类的材料，而仅在一般科学传播的意义上介绍霍尔丹是如何进入中国公众视野的。有证据表明，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也就是霍尔丹还没有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和担任伦敦大学学院教授之前，他的工作特别是《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来了。
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明日丛书》推出了一本题名《科学与将来》的小书，署名J. B. S. Haldane，正是《代达罗斯》的中译本。扉页上注明发行日期为当年9月15日，印数2000册，是否再版过无法考证。译者是张东民，笔者手头印本中未见有关他本人和译书情况的信息。
查民国时代译书，有署“张东民译”的图书数种，即《道德的将来》（C. E. M. Joad著，原名Thrasymachus，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进化论浅释》（W. B. Scott著，原名The Theory of Evolution，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进化论证》（W. B. Scott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或系前书的再版）；又有与陆费轨合著的《细菌与人生》（中华书局，1934年第2版），以及独自署名的专著《性的崇拜》（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注：周作人曾署名岂明作书评，称“张东民先生的《性的崇拜》读过一遍，觉得颇有意思”，文载1927年9月《语丝》147期]。从以上图书的内容和出版年代来看，所有的著、译者应该是同一个人，也就是《代达罗斯》的第一个中文译者张东民，他显然具有生物学、生理学、临床医学或心理学方面的背景和兴趣。
这一点可以从《科学与将来》中出现的译注看出来，比方原文谈到茶叶时，译者就注道：“茶叶中亦有咖啡精，茶之所以能使人兴奋者，亦即在此”；反观原文中涉及数学和物理科学的某些内容，译者就显得十分生疏，如他将多维时空 (fourth and fifth dimensions) 译成“第四种及第五种的度量者”，将水星摄动 (perturbations of the planet Mercury) 译成“出轨”，将量子假说 (quantum hypothesis) 译成“数量论”等 [Haldane 1928, 页14]。
尤可注意的是，译本删去了原文中的两个段落，而它们恰好是关于代达罗斯和弥诺斯迷宫的那部分，笔者猜测译者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觉得中国读者对希腊神话与传说过于陌生；另一个有力的旁证是，译本者将普罗米修斯改换成“上帝的叛徒”。正因为如此，书名中的“代达罗斯”也被拿掉了，直到译本的最后才出现 (仅一次)，译作“达台拉斯”。除此之外，原文提到的一些西方人名，大多与今日译法不同，如威尔斯（H. G. Wells）译作“惠而斯”、爱因斯坦译作“伊恩斯坦”、贝克莱译作“白克兰”、孔多塞译作“孔度撒”等，而将作者霍尔丹译作“海而登”。原书涉及西方历史与英国文化的一些内容译得也比较含糊，读来远不如今本顺畅[注：即戴开元译本，参见《科学文化评论》第8卷第1期]。
不过译本涉及生物科学的部分大多中规中矩，文笔也属上乘，看得出那个时代接受西方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品位。特别是，译文中的两首诗和波埃修的拉丁箴言译得颇有韵味，兹以结尾的诗句为例：
黑是他的衣裳，从顶而及趾/他的肉，外白而内热，不可逼视/在他的安静的血脉里/滚滚不绝地流着饥渴和欲情的水/然而他的深陷了的眼眶/和其起初跳出来的幽室一样/当他单骑巡游而高唱杀神之歌的时候/常有那火焰一般的光芒，在那儿闪放。[Haldane 1928, 页69–70]
这部译作完成于1928年9月之前，其时国民政府刚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上距霍尔丹在剑桥发表题为《代达罗斯》的演讲也就是五年左右。
1931年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推出了一本《科学之将来》，也就是罗素《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的中译本，译者是吴献书(1885–1944)。按吴氏生于苏州，曾为东吴大学英文教授，著有多种英语教科书并翻译柏拉图的《理想国》等。书中起首第一句就是“哈尔登君《科学与未来》一书”，霍尔丹的大名就这样又一次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罗素 1931] 。
抗战军兴，在陪都重庆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共产党和左翼人士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十分活跃。1938年郭沫若等人发起组织了“学术研讨会”，包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讨论也在该会活动内容之中。1939年担任中共《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潘梓年在重庆推动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又在该报开辟科学副刊，请曾经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前北大哲学讲师张申府主持，这一副刊后来改为专页，也成了上述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会刊。1939年，“孙克定[注：孙克定 (1909–2007) 生于无锡，原为交通大学学生，大学时就已加入共产党，后来去了延安，又在新四军和解放军中工作，教授数学和炮术，被党内人士誉为“战场上的数学家”，建国后先后任职于山东大学、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译出了何登的《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刊登在《理论与现实》上。“1941年5月《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何登教授呼吁研究马列主义》的报导，介绍为《自然辩证法》英译本作序和注释的英国科学家何登的科学和哲学著作。这些著作和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等，都在座谈会上讨论过。”[龚育之1996，页12–13] 按《理论与现实》是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发行的一份理论杂志，1939年4月创刊于重庆，沈志远任主编。“何登”即霍尔丹，《新华日报》上的那篇报导不知何人所为，应该不是张申府，因为他一直使用“海登”这个译名[注：此文也不见于张申府本人汇编、其女儿张燕妮整理的《张申府论著索引》]。
1942年5月21日，张申府在自己主持的《新华日报》科学副刊上著文，题为《海登教授论罗素的科学观》，文中先将霍尔丹与罗素的身世、地望、教育和专业领域作了比较，接着褒扬霍尔丹，称其“所见近十年来直已超乎罗素而上之了”。文中写道：
在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在达尔文、赫胥黎之后，英国思想界最伟大，著作最多，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斯宾塞。继斯宾塞而起，而且还超乎斯宾塞而上之的，就是罗素。继罗素而起，执思想界牛耳，而且不但在英国，而且影响全世界的，将是谁呢？那就现已确定，断然是海登……海登的著作，因还不到廿年，在数目上，在体积上，甚至以前在晓畅精彩上，比之罗素，虽然还差的远，但是所谈之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却已都甚可观。而且海登的文字，还有一个长处，就是更朴实，更平实，更切实，更及时，更新鲜，也就是观点更进步，着重点更接近大众，而且所讲更常是人所愿知的。[张申府 2005，卷2页289–292]
这篇文章的要点是介绍霍尔丹1932年针对罗素《科学观》一书所写的一篇书评，原题《一个数学家对科学的看法》。尽管终身服膺罗素哲学并以“中国的罗素专家”自居，张申府在文中还是客观地介绍了霍尔丹对罗素没有作过科学实验和缺乏生物科学知识的批评。同一年，张申府还翻译了五篇霍尔丹的短文并先后发表，即：
《血与土》，从生理学和遗传学的事实出发，批判纳粹德国鼓吹的德意志民族优越论，1942年2月20日发表于《群众》杂志第7卷第3期[注：《群众》是中共在国统区发行的理论刊物，1937年12月在上海创刊，始为半月刊，后改周刊，社址先后辗转武汉、重庆、上海、香港等地，1949年10月20日出至第143期终刊]。
《科学上的实践与理论》，批判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宣称“吾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真理，像有些人的相信宗教的教条那个样子”。这篇文章传达的最有趣意见是类似于科学容许也可以纠错的思想[按1930年代波普尔开始发展其证伪主义思想]，霍尔丹说“如我们科学家们改变我们的理论，不要烦恼，那乃是一种健康的符号”。张申府在文后的译者注中称：“海登教授这篇文字不但有关科学研究，而且也直接有益于目下正谈的纠正三风”，显然是指中共正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此文发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新华日报》。
《二三算数谜题》，介绍了包括四色定理、哥德巴赫猜想、线性规划和计算机应用在内的几个数学问题，其中第二、第三两项的最新进展是由苏联数学家做出的，发表于1942年6月4日《新华日报》。 [张申府 2005，卷4页393–404]
《自然界的无秩序》讨论偶然性和必然性，
《达尔文以外》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生存竞争”的滥用，
两文分别发表于1942年7月16日和7月20日的《新华日报》。[张申府 2005，卷4页416–422]
以上短篇，大多数译自霍尔丹为英国《工人日报》撰写的科普小品，译者在文末也有说明，例如上述《科学上的实践与理论》的译者注后，就有“原文曾登英共机关《工人日报》。为著者为该报所写的科学小品第一集《科学与日常生活》的最后一篇。”
1944年上海杂志出版社推出《杂志丛书》第四种，冠名《科学新话》，内收刊登在《杂志》这份刊物上的科普小品23篇。内中署名“哈登”的《死人帮活人的忙》一文，主要介绍苏联眼科医生费拉托夫发明的眼角膜移植术，文中提到美国富翁遗孀出重金请两位苏联医生为其丈夫保存遗体，而苏联医生们回说说富翁不该享受列宁式待遇的段子 [杂志社编辑部 1944, 页76–79]。几乎可以肯定是译自霍尔丹的作品。
大概受到张申府的影响，一些左派学者开始把霍尔丹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短篇结集译介出来，1946年6月重庆新知书店出版了由林曦、李亚合译的《科学新话》，内收霍尔丹1943年末以来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科普小品30篇，其中林曦译了20篇，李亚译了10篇，两位译者情况未详，盼日后能获得知情者指教[注：林曦可能是一位中共理论工作者，旧书网上有题为林曦等著的《思想漫谈集》，1947年由河北沁源的太岳新华书店出版]。书前有一篇“简单的介绍”，落款日期为1944年9月底，多半出自林曦。文称：
这是一位世界的大科学家写的科学小品。
所谓“世界的科学家”，并不是拿来吓人，而是指一种特殊的科学家，这种科学家，他关心着世界，世界也关心着他。他关心着世界科学的普遍发展，世界科学也因为得到他而更加发展。他的头脑是世界科学思想的前进基地，世界科学思想对于他也是活跃自如的地盘。他把世界科学最新最好的东西传布给大家，世界科学也因此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推进而向前。这样的科学家，现在的世界上并没有很多；而海登，在这历历可数的几颗明耀星斗中，是最新也最灿烂的一颗。
中国读书界的晓得海登，大概是在抗战前几年。从一些流行的进步刊物上，我们开始惊奇这位年轻的世界科学家文章的渊博和清新。如果说赫胥黎教会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祖一代的人物懂得科学，罗素教会我们父一代懂得科学，那么，启发和引导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走向科学的新的境界的，恐怕要推海登教授了。
接着介绍霍尔丹的出身，说他的父亲“老海登就是有名的生理学家兼哲学家，而他自己更是把最新颖的科学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于一身的巨人。他是现世界数一数二的生物学家”。之后谈到所选文章的来源：
他给《工人日报》每星期写一篇科学小品，已经有六七年的历史了，以前所写的，已经汇集成为专册，颇受世界广大读者的欢迎。本书所选择的，都是根据去年底到今年六月止的《工人日报》上的原文翻译出来的。大概在英国，也没有出版专集吧。为了顾及读者是中国大众，所以在选择上注意到两个原则：一、太专门，太精深，或太对英国人说话的，不译。二、尽可能译那对新兴科学的理论有些阐释的，这样的结果，就陆陆续续译出了收在本书中的十几篇。
从这些文章里，读者诸君可以看出来：一个革命的科学家，是积极为反法西斯的民主战争服务的。……
从这些文章里，更可以看出来：一个革命的科学家是，时时刻刻为着大众设想的。
最后译者写道：
中国不光只须要成为民主的中国，而且须要成为科学的中国。希望这位最新也最灿烂的“世界的科学家”，能在中国找到更多的读者，对中国的科学化，起一点儿作用。
在一个科学继续不断地影响我们一切生活的时代，对于科学没有一种更广博的多的知识，民主是不能发生效力的。
我希望这本传授最新科学知识的小书，能帮助中国的民主发生一点效力。[海登1946，页1–5]
1947年重庆生活书店出版了《科学与日常生活》(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的中文译本，译者陈原[注：陈原(1918－2004) ，广东新会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自1930年代起先后在新知、生活、三联等书店任编辑，后来成为著名的出版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写了一篇序，时间是1946年7月，地点在上海。霍尔丹于1940年将自己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科普小品编成一部文集，共收文70篇，此即张申府说的“科学小品第一集”。译者根据中国读者的情况割舍了其中26篇，保留下来的44篇“间也有所删节”，分成“食物”、“环境”、“自然界”、“进化”和“遗传”五部分。陈原还提到，“这些译文的一半，是去年六七月间在重庆译出的，另一半则是今年年初到了上海之后陆续译出的”；他又进一步向中国读者介绍霍尔丹：
海登教授每星期在《工人日报》发表一篇这样的科学小品，几年来没有间断过。其中，首七十篇早已结成集子出版，就是上面提到的《科学与日常生活》，其后写的，似乎还没有结集，但是中国的读者倒是有福气的，因为这些论文的另一部分，最近有了中译本的专集了[注：陈原在这里加了个注，说明另一个“中译本的专集”就是新知书店1946年版的《科学新话》]。
作者海登教授，生于189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服兵役，被派到法国和伊拉克去，两次受伤。他是当代有名的生物学家，现任伦敦大学的“生物数学”教授——生物数学是他创始的一门学问，照他的解释，即是高等数学应用于生物学上的学问。1932年起，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学会是英国最高的科学组织，皇家学会会员 (F. R. S) 的头衔是比之什么博士、教授之类光荣得多的。1940年起，又被选为皇家学会的评议会委员。
他不但是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斗争的战士。西班牙内战的时候，他曾亲到西班牙去为自由民主而战。其后他又担任英国《工人日报》的编委会主席。
除了这些通俗论文之外，有专门的著作：《动物生物学》(与 J. 赫胥黎合著，1927 版。)，《遗传与政治》 (1938)，《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1938) 等。[海登1947，页1–3]
►孔夫子等旧书网所见《科学新话》、《科学与日常生活》的部分版本
以上两种霍尔丹的科普文集，均出版于抗战胜利不久的重庆，但翻译却开始于抗战后期，所选文章基本不重叠[注：唯一的例外是《科学与日常生活》中的第30篇“科学的理论与实践”，1942年已由张申府译过并发表于《新华日报》副刊]，译者与书店之间应该有所通气，这从陈原在译者序中为《科学新话》做广告就可以知道。此外我们还知道，这两种文集都曾一再重版。从不同的旧书网上都能搜到保存于全国各地的多种版本来看，这两种小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曾被一再印刷，并随着解放军和共产党干部的南下而广泛流播。例如孔夫子旧书网上就可见到《科学新话》1947年1月东北版 (佳木斯光华书店) 、上海科学研究社版、1950年3月北京三联第一版，《科学与日常生活》1948年5月哈尔滨版、大连版、1949年4月长春三版 (东北光华书店) 等，印数为2000–5000册之间，所有的版本和总印数则无法统计。
霍尔丹第三部文集的中译本《科学小品集》，1951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底本为1948年在伦敦出版的文集《科学发展》(Science Advances)，内收科学小品56篇，分为“动植物”、“生理与进化”、“医学与卫生”、“发明与苏联科学”四部分。译者是南锐，他在写于1951年1月的“译后记”中，对书中的材料来源及有关背景作了交代：
英国海登教授每星期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一篇科学小品，以前一次结集早已由陈原同志选译出来了，书名叫做《科学与生活》。1940年至1944年间的结集就是本书，原文共计八十二篇。除了十二篇已收在林曦、李亚合译的《科学新话》中外，这里选译了五十六篇。[海登1951,页254]
此书的印数是8000册，是否再版过不清楚。
►笔者收藏的部分霍尔丹译作的刊本和影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领域的统治性意识形态，霍尔丹的科学哲学著作也受到一定的重视。1950年12月，上海正风出版社推出了由佘守宪与陈鄂合作翻译的霍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科学》（Th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该书写于霍尔丹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与苏联处于蜜月期的1938年，难免有以意识形态统驭自然科学理论的倾向，但因作者是一位在科学前沿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仍不失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科学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优良读本。该书分“总论”、“数学与宇宙学”、“量子论和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六章，还有两个附录，其中附录一是霍尔丹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英文版所撰序言的节录[海登1950，页189–194]。
霍尔丹著作在建国前后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可以从数学家徐利治的一段经历得到证明。徐1920年生于江苏常熟，1945年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翌年10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2005年前后接受采访时说道：“在西南联大求学时，阅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参加过学生组织的自然辩证法读书讨论会。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阅读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家荷尔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1949年徐利治获英国文化委员会 (British Council) 奖学金赴英国进修，先在阿伯丁大学，一年后转到剑桥。他在剑桥时结识了英共党员、三一学院的数学研究生腊维茨 (Jerome R. Ravetz, 1929– )，通过后者引荐参加了英共剑桥支部的活动。腊维茨原系美国公民，其父为美共党员，麦卡锡时代全家遭到迫害，他本人的美国护照也被吊销，靠富布赖特奖学金赴英攻读剑桥学位，之后长期在利兹大学任教，教授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有趣的是，徐利治1948年下半年申请奖学金的时候北平尚未解放，1949年春天接到英方通知时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三大战役刚刚结束，他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前由新政权 (北平市军管会) 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的代表。[徐利治等 2009，页102-¬110，页202]
1950年徐利治对连续统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年夏天给在伦敦的霍尔丹写了一封信，就康托尔超群数的理论 (transfinite number theory) 问题向他讨教，并寄上了自己在国内刊物发表的英文论文。1950年9月27日，霍尔丹复信徐利治，首先感谢徐寄赠论文并说“将很有兴趣了解你的两个新公理”，然后提到自己“使用可重复试验的概念，力图使逆概率 (inverse probability) 理论更加切合实际”的想法，并声称“我并非在对数学做贡献，而只是在使用数学”。这封信的后半部分涉及遗传学在中国的遭遇，因此显得格外重要和有趣。笔者先将有关译文抄录如下，然后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我对于这本《科学记录》特别感兴趣。然而，坦白地说，我对其中报道的我自己从事的遗传学在你们国家的境遇感到焦虑。我是所谓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这不意味着我相信基因是不能改变的，或者所有的遗传都是通过染色体实现的。如果你去阅读我的《遗传与政治》，你会发现我是站在强烈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的。但从该杂志的报道看，如果我居住在你们国家，我就不能进行自己的工作了。我们或许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徐利治等2009，页274]
►霍尔丹1950年9月27日致徐利治信（徐利治教授提供）
信中提到的《科学记录》 (Science Record) 是原中央研究院创办于重庆的英文刊物，首期出版于1942年8月，限于战时条件，一年只出了一期。第二卷自1947年开始在上海出版，也是一年一期。徐利治的两篇数学论文分别发表在1948年的第2卷第3期和1949年的第2卷第4期上[Hsu 1948；Hsu 1949]，他将抽印本或载有自己论文的刊物寄送给霍尔丹，因此霍说对该刊“特别感兴趣”。按照以上译文，霍尔丹所了解到的有关遗传学在中国境遇的信息，应该出于“这本《科学记录》”。可是笔者遍查1948–1950年的诸卷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批判遗传学的内容[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一度接手《科学记录》，从1950年至1952年共编辑出版了三卷；1957年后又编辑出版了包括俄文论文的“新系列”四卷，这些都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因为徐力治在1950年夏天寄给霍尔丹的杂志不会包括这四卷]。再细读霍信原文，发现上引译文尽管大体顺畅达意，但在两个关节点上误解了霍尔丹的原意：第一个是But I confess that I am worried as to reports on the situation of my own science of genetics in your country一句中，as to reports被理解成“其中报道的”，这里译者显然将消息来源直接联系到前一句提到的《中国科学》，然而原文并无“其中”的意思；reports当然不是Record，而是指另外的一些报道或传闻。第二个同样在reports的理解上，原句为But it would seem from reports that I sh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carry on my work if I live in your country，译者还是将其译成了“该杂志”。
霍尔丹的reports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与建国初期科学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关，那就是遗传学家李景均 (1912–2003) 的被迫出走。
李景均1940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主修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1948年在北京用英文出版了《群体遗传学导论》[Li 1948]，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这一领域最优秀的著作之一。由于不堪忍受推行李森科主义的北京农学院（即后来的农业大学）领导的迫害，于1950年3月突然出走，经香港转道美国，经由霍尔丹的好友、遗传学大师穆勒（Hermann Muller, 1890–1967）介绍到匹兹堡大学担任人类遗传学与生物统计学教授[叶笃庄 1997][郭孙伟 2008]。
李景均滞留香港期间，给美国遗传学会写了一封短信，简单叙述了他在国内的遭遇，希望能在美国找到工作。1950年4月，美国《遗传学杂志》41卷第4期以“第一手报道”(A First-hand account) 的形式，并加了“遗传学在中国死亡”的标题刊出李景均的信，信中写道：
随着1949年1月共产党军队进驻北京，在中国，特别是在我工作的国立北京农学院，展开了如同在莫斯科进行的争论。为了向中国生物学家和学生介绍李森科对遗传学的解释，去年夏天，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合作，把李森科的《遗传及其变异》的英译本翻译成中文，这本书于1月在共产党的新华书店出版 (北京，1950)，第一版的一万册在两周内就全部售出，现在这本书的第二版在印刷中。
你可以想象的到，1949年春季以来，孟德尔遗传学家在中国的极为困难的处境。秋天，当这所大学完全被共产党接管时，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孟德尔的课程立即被停授，而且看来，我所教的统计学课程，下学期也要停开，其借口是这是为孟德尔主义服务的！起初是一个纯科学问题的争论，现在变成人身攻击。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的同事们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国把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他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我选择了后者。
这个月初我抵香港稍事休息，同时计划近期访问美国。我希望我们有机会见面。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我将乐于为其效劳。
信后还附有编者的一个小注：“对李博士的邀请可以通过美国遗传学会办公室转达”(Invitation to Dr. Li may be forwarded through the office of the A.G.A.) [李佩珊 2004,页142] [Li 1950, p. 90]。
这一期《遗传学杂志》是4月出版的，霍尔丹复信徐利治的时间是当年9月；除此之外，他与穆勒不但同为遗传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而且政治立场和在李森科事件中的处境十分相似，他一定读到过最近期的《遗传学杂志》，也很可能从国际同行那里听说了李景均的遭遇，笔者认为这才是霍尔丹信中所指的reports。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新中国失去了与这位景仰东方文化并同情受压迫民族的大科学家深入交往的机会。
在《徐利治访谈录》中，还收有数学家段学复1951年2、3月间从北京写给在剑桥的徐利治的一封信，内称“由金岳霖先生主持的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已进行了约半年，报告 Haldane教授所编注的Dialectics of Nature。前一些次正规参加，到了Electricity那部分以后，因为别的事忙以及内容较乏趣味，又停去了些次。最近一次请于光远同志主持讨论会，又去参加。”[徐利治 2009，页257]
霍尔丹对东方历史与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从现在保存在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和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的他与李约瑟的通信可以看出来。他与李约瑟不但曾为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同事，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是政治上的盟友 [Werskey 1988]。
►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教职员合影，1930年（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保存）
前排正中是系主任、全系唯一的教授霍普金斯（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 前排左五双臂抱胸更像个老板的是霍尔丹，这一年他已在生化系当了7年的副教授（Reader）。前排左三是还有些青涩的李约瑟，旁边的女子则是李约瑟的首任妻子李大斐（Dorothy Moyle）。
1956年5月7日，霍尔丹从伦敦大学学院致信李约瑟，首先感谢后者送给他“《九章算术》和钟” (Chiu Chang Suan Shu and the clock)[注：后者应该是指李约瑟等人当年在《自然》杂志发表的有关中国钟的简报，即Needham, J. , Wang, L., & Price, D., Chinese Astronomical Clockwork. 1956. Nature. 117: 600 ]，然后说“如果我学过梵文，我也会研究类似的题目” (if ever I learn Sanskrit I am take up similar topics) ；接着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印度文献中的数学问题：一个有关开方，一个有关大数表示和概率论思想 [Haldane 1956a]。
►霍尔丹1956年5月7日致李约瑟信（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保存）
当年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2卷出版，10月9日霍尔丹致信李约瑟，应该是读到该卷后有感而发。他坦承过去忽略了中国思想，浏览此书后对人文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并言及自己也想对印度古代思想进行类似的研究 [Haldane 1956b]。在这封信中，霍尔丹表达了一个有关文明和历史的有趣思想，他提出“人文主义的思想，如同德尔斐神庙的神鼎一样必须有三个立足点：欧洲与西亚，印度，以及中国（that humanistic thought, like a Delphic tripod, must rest on 3 supports; Europe and Western Asia, India, and China）”；他又认为第一个立足点已经足够坚实了，第三个看来会由李约瑟的著作得以加固，而第二个即古代印度的思想目前人们所知甚微，他自己则有志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霍尔丹1956年10月9日致李约瑟信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保存)
10月19日李约瑟复信，对霍尔丹的印度研究计划深感兴趣，希望他能“继续努力并对我们欧洲人如此迫切需要的内容给出深刻的诠释”(will go on and make profound interpretations of it to us Westerners, which is so much needed) [Needham 1956]。11月5日霍尔丹再度致信李约瑟，提到“一旦我在印度安顿下来，访问中国就会更容易了”(it may be easier for me to visit China if I am once settled down in India) [Haldane 1956c]。保存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同一袋文档中还有一封未具日期的霍尔丹来信，内称“我希望大约6个月以后前往印度”[注：从内容与存放位置判断，此信写于1956年10月10-13日之间]。这些通信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就是霍尔丹晚年移居印度的原因并不完全出于政治方面，在英法军队开始入侵苏伊士运河之前的日子里，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李约瑟式的工作计划，而将古老的印度文明作为研究对象。遗憾的是，霍尔丹的决心下得迟了点，运气也没有李约瑟那么好，他更没有像后者完全抛弃胚胎学那样彻底脱离遗传学，加上印度这一前殖民地的种种官僚主义干扰，最终他没能在那里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以至印度学者今日还在讨论这一“缺失图景”的原因 [Raina D. & Habib I. 1999]。[注：霍尔丹与印度文化的渊源，他与李约瑟关于东方文明的讨论，以及他移民印度的前后经过需另行文介绍]
►霍尔丹从印度寄给李约瑟的明信片，剑桥的收件戳是1960年3月3日
（剑桥大学图书馆保存）
►霍尔丹在印度加尔各答统计研究所演讲（照片来源[Brown 2005]）
1950年代中期以后，霍尔丹已脱离英共，国内对他的关注也少了，除了遗传学专著和个别辞书外，中文文献中很少出现霍尔丹的名字。不过在少数共产党知识分子干部的回忆中，偶然可以发现他的身影。1993年胡乔木的最后一任秘书著文，介绍胡1987年7月给党中央写信的情况：“在没有资料来源的情况下，他给中央写了两封关于哲学问题的信，谈及了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约里奥•居里，英国生物学家海登、‘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系统论’的主要创始人美籍奥裔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等人的哲学倾向，对‘自然辩证法’、‘哥本哈根学派’和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在近现代科学家中的影响等问题，谈了他的看法。”[邱敦红 1993]曾经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过的龚育之、李佩珊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霍尔丹，特别是后者，详细论述了李森科事件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内中颇多涉及霍尔丹、穆勒与李景均[龚育之1996][李佩珊 2004]。笔者在介绍李约瑟的早年经历时，曾略带地言及霍尔丹等当年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刘钝 2002；2003]。
总之，与1930–1940年代的“陪都”和“国统区”，以及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热闹景象相比，这一晚近的场景显得多少有些冷寂和悲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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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社编辑部 1944. 科学新话. 上海: 杂志社.
本文原为《霍尔丹与代达罗斯》（二）之最后一节，载《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8卷第2期，2016年9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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